风险勘探大撤离 外资企业数量由43家降至十余家

发布时间：2009-10-04 00:38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柯志雄字号：大 中 小

一年前,y Gold Corp（美星金矿公司）总裁Andre Gauthier还在憧憬中国待开发的金矿,“我认为未来五年里,在中国发现两三个大型金矿并不难。中国的潜力巨大,尤其是西部地区。”

　　这位因发现秘鲁La Arena矿和阿根廷El Pachon矿而受推崇的勘探专家,还因为成功地在中国拓展了两个项目,在国际矿业领域被视为“中国通”。但即使如此,这些经验未能保证美星金矿在中国长袖善舞。

　　9月28日,Andre Gauthier告诉记者,美星在北京建外SOHO的办公室已经撤销,中国的两个项目准备出手一个。而在Andre Gauthier的身后,是大批更早撤离的洋勘探专家——2007年,在中国从事风险勘探业务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峰值,高达43家,由于种种原因,目前仅剩十余家。

　　蜂拥而至的“尖兵”

　　跟其他“中国通”一样,Andre Gauthier有一个中文名:“古启安”。他在1974年凭借地质专业的学识积累,获得Sequim项目地质专家职位,并由此起步,开启了自己漫步全球30个国家探矿的职业生涯。

　　2005年,古启安带着一堆设备和满脑子憧憬来到他相信必有大收获的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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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风险勘探,也叫初级勘探,也有人翻译成初级勘查的。”澳华黄金执行董事徐汉京告诉记者,在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矿业发达国家,虽然矿业公司是勘探市场的投资主力,但是数量远远多于矿业公司的小型风险勘探公司,在勘探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“尖兵”作用。

　　徐汉京介绍说,由于国外矿业资本市场的限制较少,相当多的风险勘探公司都是上市公司,“这些地质勘探为主的小型上市公司,管理机构规模比较小,一般在10人左右,有的只有3-5人。公司的'核心资产’是有丰富勘探经验的地质专家,其中很多人也是公司的总经理。”

　　在他们之中,古启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——既是一个严谨的学者,又是一个冀望大发现赢来财富的梦想家。

　　在过去,无数次发生过这样的故事:风险勘探上市公司因突如其来的发现,股价飙升或直接被其他大矿业公司收购。因为这样的特点,许多外行常常把风险勘探比拟为赌博或赌石。但古启安强烈反对将两者并列:“赌博是闭着眼睛的,而风险勘探,每一分钟眼睛都得睁着。”

　　“每一分钟都睁着眼睛”的古启安很快攒了一堆关于中国的经验,比如:“你必须得有个中国合作伙伴,这样可以确保你投入生产并维护你发现的矿藏权益。”而这些总结,两年后成为他的同行特别喜欢的话题。 copyright dedecms

　　在2008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,中国黄金集团地质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周仁照说,2003年以来的5年,可以说是外资风险勘探的“黄金”5年,且来我国投资矿产勘查的有八成是上市的风险勘探公司,其中又以来自加拿大的最多。

　　周仁照估算,最近几年每年外资风险勘探在主要投资矿种——金、银上,投入达到五千万美元。

　　潮起潮落

　　中国不是唯一的热点地区,事实上,是全球的勘探热情高涨,映射到了中国。

　　“2002年是最低点。”北京安泰科的李宇圣援引加拿大金属经济集团的数字称,全球矿业勘探投资一度低至2002年的不到20亿美元,然后从2003年一路飙升至2008年的近200亿美元。

　　但中国的相对涨幅确实很显眼。2004年全国勘探费用投入主要国家中,中国排不上号,而到了2008年,中国居然占上了3个百分点。

　　作为中国市场的先行者,古启安“耕种”了两年多,就发现国外风险勘探公司蜂拥而至,反而逼得古启安把原只有中国一个业务重点的美星金矿,又增设了一个业务重点——秘鲁。

　　截止到2008年12月,11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矿业公司在中国拥有42个矿区,另外24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矿业公司在中国拥有53个矿区。这35家“中国矿业概念股”中相当比例是风险勘探公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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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数量最多的时候其实是在2007年。”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信源称,外资风险勘探公司这一年达到了历来未有过的43家。

　　这种变化在曾任中国冶金地质勘查总局总工程师的加拿大Silvercorp Metals Inc.董事刘益康教授看来,再正常不过。

　　刘益康在国内多次褒扬过风险勘探公司的作用,他总结出初级勘查公司的特点是:位于矿业产业链的最前端、勘查投入超过大型矿业公司,而且世界级矿床主要由初级勘查公司发现。

　　“这就像生物链,要有足够多的小鱼小虾,才能支撑更大型的海洋生物。”徐汉京说,足够数量的风险勘探公司支持了大型矿业公司的存在和发展。

　　这些权威的支持,使得国内资金也增大了对外资风险勘探的信心。古启安告诉记者,他最近几年在风险勘探上投入了320万美元,其中八成比例来自中国投资者。

　　大撤离背后

　　然而寒冬在高潮后适时而来。

　　就在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大跳水时的2008年10月,必和必拓中国区企业事务与发展副总裁许峰对外证实,必和必拓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关闭。而对于这个成立已有近30年历史的办公室来说,勘探找矿是重要任务。

　　“我们想找到大规模、年限长、成本低的矿山,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成功。”许峰解释说。

　　今年2月份,另外一家曾长期宣称看好在中国勘探的矿业公司——泰科明克勘探业务停止了在中国的勘探业务。

　　泰科明克是加拿大最大的集采矿、矿业加工和冶金于一体的综合性矿业公司,也是全球铜、炼焦煤和锌生产的领先者。泰科明克原勘探业务负责人高占林告诉记者,他在今年3月离职后,转投金田。

　　金融危机的袭来,不但影响了大型矿业公司,更使财力相对薄弱的风险勘探公司变得十分窘迫。据加拿大金属经济集团（Metals Economics Groum, MEG）最近的初步估计,2009年全球有色金属勘查费用为84亿美元,较2008年的140亿美元下降40%,连续6年持续增长的势头戛然而止。

　　“北美的金融市场不是很愿意支持风险勘探,尤其是在中国境内的风险勘探。”古启安找了一圈潜在投资者,无功而返,“所以我们得找到替代的方案”。

　　然而,外资风险勘探公司纷纷撤离中国,上述权威信源称目前仅剩下十余家:“Barrick Power 撤了,Coffey ing撤了,还有Hunan Pacific Geological Exploration等一些公司也撤了。” dedecms.com

　　金融危机只是原因之一,在外资勘探公司拥有多年经验的华裔地质学家韩松（化名）称,许多外资风险勘探公司到了中国之后,发现自己施展不开手脚。

　　限制一方面来自于监管部门对于外资股份的限制——越来越多的矿产品种不允许外资独资,而等到外资风险勘探公司到了地方,许多操作中的习惯更使他们头大不已。

　　“国家总体而言,对勘探是支持的,但在地方上,因为对矿业特征了解不够,许多实际的工作习惯根本不利于风险勘探。”韩松举例说,“比如矿权的拍卖。如果是已知资源量的矿权,通过公开的招标可以规避国有资产流失,避免低价出售。这做法本来很好,但被很多地方用歪了——好多所谓矿权,其实只做了一小点政府投入的公益性地质工作,就拿出来拍。”

　　“受利益驱使。”韩松说,地方政府把账算得太精,最后使外资风险勘探没法玩,最后反而是利益最小化了。

(股歌小编：admin)